碳中和领军人物系列丨王彬对话汪军：碳中和时代的财富大转移

亿欧EqualOcean作为一家专注科技、产业、投资的信息平台和智库，我们始终对趋势和未来保持敏锐嗅觉，为了让更多用户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碳中和在全球及中国的发展态势和进程，现推出“碳中和领军人物系列”专题，将通过深度访谈50位碳中和领域洞察者、推动者与实践者，在认知层面探索解决方案与方法论。

本文系“亿欧EqualOcean碳中和领军人物对话”专题文章之一，我们访谈了在碳中和领域耕耘多年的资深行业专家汪军，就当下全球碳中和进程以及中国碳中和路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前言】

2020年9月22日，习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此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国家各部委先后推出各项支持政策，积极开展相关行动，以确保双碳目标的实现。

2021年10月12日，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陆续发布重点领域和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和一系列支撑保障措施，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

11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COP26的顺利召开也意味着，这场关乎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气候之战，拉开了全新的序幕，人类正加速步入碳中和时代，中国也进入全力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阶段。

结合中国“双碳”目标，碳排放治理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碳排放达峰期（2021年-2030年），加速减排期（2030年-2045年）和深度脱碳期（2045年-2060年）。

来源：亿欧智库《中国商业建筑碳中和实施路径研究报告》

对于中国市场而言，碳中和或许尚显陌生。但在先行者眼里，碳中和早已是各国之间发展博弈的关键。

近期推出碳中和行业科普书籍《碳中和时代：未来40年财富大转移》的作者汪军，正是在碳中和领域耕耘多年的资深专家，也是对双碳趋势的敏锐把控者。

自2007年加入碳管理行业以来，汪军曾在中韩气候变化领域相关政府、交易所、审定核查机构和咨询机构任职多年，曾任韩国三星、现代、大宇、浦项制铁等大型企业的低碳顾问，积累下丰富的实践经验。

2016年开始，汪军在微信公众号《老汪聊碳中和》先后撰写文章300多篇，如今，又推出碳中和领域科普类著作，将其多年的实践与思考分享给广大读者。

近日，亿欧联合创始人兼总裁王彬与碳中和行业专家汪军围绕碳中和议题展开对话，对全球碳中和领域发展，以及碳中和带给中国的机遇等问题进行探讨，分享了其作为行业先行者的深刻认知。

一、COP26落幕，全球气候之战进入新阶段

王彬：两周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顺利落下帷幕，您认为，这次大会上取得的最关键的成果是什么？

汪军：COP26非常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初步通过了巴黎协定6.4机制，即未来全球碳市场机制。虽然还有很多细节有待讨论，但整体的框架已经搭建起来，通往全球碳市场的大门也因此徐徐打开。

在巴黎协定6.4机制下，未来碳资产交易有望替代石油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同时也将吸引大量的资金、技术以及投资者和从业者参与其中。

当然，目前这个机制的名称还没有定下来，此前有一种说法是巴黎协定6.4下的机制叫做可持续发展机制（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echanism，SDM），但COP26达成的协议中，并没有对其进行正式命名，仍叫做6.4机制，产生的减排量叫做6.4ER。我们就暂且把6.4机制称为SDM机制。

王彬：巴黎协定6.4机制（SDM）获得初步的通过，对于全球气候之战来说意义非凡，关于这个机制，有哪些要点是我们需要了解的？SDM与CDM又有哪些差异？

汪军：在总体架构上，SDM几乎全部沿用了CDM的架构，包括基准线、额外性、监测计划、审定核查机构、总体注册和签发流程等，但在可持续发展贡献上要比CDM强调得更多一些，估计未来可能会像黄金标准一样做可持续发展评估。

但SDM与CDM内容上仍有差异，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SDM的计入期为5年更新两次或10年不更新，较CDM的计入期少了两年。

二是SDM要收取5%的ER作为适应基金，另收2%，这2%会打入全球排放缓解账户并直接注销，相当于这2%直接就没了。所以总体来说，到手的ER只有签发的93%。

其中也特别点名了家庭烧薪柴的非生物碳排放的基准线排放，这一条主要针对最不发达地区的节能灶项目，应该是认为当前的节能灶项目基准线的排放太不合适，目测今后会有大的变化，此变化会导致相应项目的减排量大幅降低，受此项目影响最大的经济体估计是韩国，因为韩国是这类项目的主要投资国。

另外，SDM与CDM最大的区别是，CDM的买家和卖家很分明，买家有减排目标，卖家没有，所以卖家完全没顾虑，只需要卖就行。但是在巴黎机制下，为防止双重计算，全球所有的国家都有减排目标。

今后会搞一个全球的减缓成果转移(ITMOs)数据库，类似于注册登记簿。用于记录所有国际间的ITMOs转移，及因ITMOs造成的各个国家NDC的变化。

比如中国卖了1万吨给韩国，那么中国的NDC会相应增加一万吨的减排目标，韩国则可以把这一万吨视为韩国的减排量。

而CER的买卖会影响到国家的NDC，所以国家不会随便买卖。实际上，巴黎协定6.4并不是强制的，要想把这些CER卖到国外去，国家得加入管理ITMOs的组织并且定期提交相关数据。

王彬：在您看来，中国加入这个机制的概率大吗？

汪军：我认为肯定会加入，中国作为在新能源技术有如此突出优势的国家，肯定会借助相关技术去全球投资项目以获得碳信用。至于中国会不会对外出售，我认为在不影响我国的NDC的情况下是有可能的。不过这个是战略储备，可能只出售给我们想给的国家。

目前来看，SDM总体框架已定，在未来的10年里这个相关规则制度会慢慢建立并完善。2013-2020年CDM项目确定可用于所有国家的首次NDC即2030年的减排目标，但是卖方国家会相应增加NDC目标，所以这钱能不能挣到得看国家态度。

所以我判断，中国会加入这个机制并且会成为主要的开发商及贸易商。全球碳价会以ITMOs为准绳相互靠拢，最后形成一个统一的碳定价体系，相关的资金、技术和人才需求会暴增。

目前，已有多个市场机构对中国未来50年的碳价进行预测，其中，清华大学能源与环境经济研究院的相关研究指出：中国碳价预计2030年达到13美元，2050年达到115美元，2060年达到327美元。

二、碳中和在中国：机遇与挑战

王彬：您在此前的分享中提到，中国推动碳中和必须分阶段进行，那么在当下阶段，中国推进碳中和的重点举措是哪些？

汪军：10月底，在距离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不到一周的时间点上，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双碳重磅文件――《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最核心的部分是“碳达峰十大行动”。

从十大行动的具体内容来看，我国现阶段实现碳达峰最重要的举措依次为能源低碳化、节能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与此前我在相关的文章中提到的观点一致，至少在我国碳达峰之前，能源资源节约和产业结构调整才是推动双碳目标的主角。

从“节能”在《方案》中的排名可以看出，当前阶段，比起各类零碳技术，节能才是当前减排阶段的主力手段之一。

新能源、氢能、碳汇、CCUS等虽然都很重要，但各个阶段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对技术的侧重是不同的。氢能和CCUS属于成本高且发展不成熟的深度脱碳技术，在比较容易减排的领域还没大幅减排的情况下，这些技术都会往后靠。但这不代表它们不重要，而是它们大放光彩的时候还未到。

王彬：目前来看，低碳技术成本过高是其尚未普及的关键原因，您书中提到，光伏发电技术仅用10年就将成本下降了80%以上，接下来还有哪些技术会有比较大的成本下降的空间？

汪军：未来低碳技术的成本肯定是会不断下降的。个人觉得储能、氢能，还有CCUS可能会有极大的成本下降空间，现在都属于技术攻关阶段。

储能方面主要涉及到钠电池或者固态电池，如果相应的技术能突破的话，成本和效率都极有可能会大大降低。氢能方面，现在已经有技术可以让储运成本降到1/3，资本的入场也将推动相关技术的发展，这些在未来都将带动成本的大幅下降。

王彬：我国实现碳中和需要多少投资？哪个领域的投资规模最大？

汪军：关于中国在推进碳中和的过程中需要的投资量，目前已有多个机构做了相应的预测。总体上，各机构对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所需的投资额的预测在100-200万亿元。分领域来看的话，能源领域和交通领域所需投资是最高的。

王彬：您在书中写道，“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将带来大范围的产业重构和财富重新分配。这些变化都将以碳信用这个工具来进行价值衡量。”碳信用制度的推行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机遇？

汪军：理想状态下，所有国家都提出碳中和目标，通俗来讲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配额。

比如说中国是2050年实现碳中和，假如通过计算得出总共能排放5000亿吨，美国能排放3000亿吨，欧盟排放2000亿吨。如果不按年算，国家可以自主选择今年多排点，明年少排点。在这种情况下，100吨、200吨的排放空间，就是全球通用的碳信用，那么不同国家之间就可以进行买卖。

再比如我国将风电光伏技术发展起来，将更多的低碳新能源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进一步可以实现技术出海，卖给有需要的国家。这样一来，中国产能出去了，同时又把碳排放权或碳信用掌握在自己手里，就等于手握全球最硬通货。如果未来人民币结算也直接与碳挂钩，人民币国际化就实现了。

当然，这都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在创作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往更理想更积极的方向去畅想。

王彬：您书中写到当前的消费端碳市场，无论从政策层面还是从市场层面，都不被看好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个市场的主体―消费品自身的MRV规则还未确立。那企业端的MRV规则能否给消费端MRV建立带来一些启发？

汪军：因为产品碳足迹核算相对于组织层面要复杂很多，如果相关的MRV规则没有建立起来，那么产品的碳足迹也无法计算。现在碳普惠机制基本都是个人出行产生的减排，真正消费掉的排放量主要来自产品，如房产、车辆、电子产品、衣物等。而这些产品缺乏碳足迹信息，个人也无法区分低碳产品和高碳产品，消费端的减排也就无从谈起。

在未来，如果建立起了产品碳足迹的MRV规则，所有产品都强制披露碳排放信息，那么基于消费端的碳交易市场便会进入主流视野，成为实现全球碳中和不可或缺的一项制度。

三、碳中和时代的企业和个人

王彬：此前您提到，中国实现碳达峰的方式主要是调整能源结构和淘汰落后的产能，在推进碳中和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哪些行业将受到影响？

汪军：在碳中和发展趋势下，化石能源行业首当其冲，将逐渐成为夕阳行业，产业链上相关环节如探矿、挖采、煤炭锅炉、发动机等行业，都将受到很大影响。

比如《方案》中也提到了工业领域的相关举措，虽然都涉及节能和新能源利用，但这个部分主要还是在讲产业结构调整，没有什么措施是比关停减排来得更快。在这里也重点点名了钢铁、有色、建材和石化四个行业，是清一色产能过剩且高排放的行业，这些行业就是要通过直接去产能加速达峰，甚至可能部分产业已经达峰开始下降。交通领域和建筑领域则相对来说是较晚实现碳达峰的领域。

王彬：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一方面会淘汰一些行业，另一方面也将给一些行业带来全新的机遇。对于企业而言，做碳中和的意义或者说驱动力是什么？企业的碳中和路径又是怎样的？

汪军：目前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强制企业碳中和，对于企业来说，相应碳中和政策在短期来看更多是践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做碳中和可以规避未来可能的风险。

在可预见的未来，企业的碳排放本身就是风险――不管是相关的政策存在逐渐加码的可能性，还是碳关税的征收。因此提前布局可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产生的政策风险或市场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碳中和并不意味着是零排放。企业做碳中和可以通过外部减排项目或是直接购买相应的环境权益来实现。

王彬：您书里提到了搭建碳管理体系对企业的重要性，可以举例说明目前在碳管理体系搭建运用上相对成熟的一些企业案例吗？

汪军：在碳管理和碳排放方面比较先进的企业，国外代表案例如苹果公司、微软等，国内企业比较突出的有远景科技集团（以下简称远景）。

苹果公司是最早关注应对气候变化及碳减排的企业之一。像计算机、手机这种零配件众多、产业链超长的产品，想算清楚整个产业链的排放并非易事，苹果公司早在十多年前就启动了供应链碳管理计划，强制要求其供应链企业提供相关碳排放数据，并且要求第三方核查机构对相关数据进行核查。经过多年的数据和经验积累，才让苹果公司有每年公布其产品的碳足迹信息的能力。

在国内，远景是比较突出的企业。在2020年、2021年，远景的智能风机订单量排名全球第一，同时在光伏和储能、动力电池、碳管理和智能物联网等领域也有相当影响力。

远景是国内首个单独发布碳中和报告的企业，也是全球第一个提出早于2030年实现全供应链碳中和的中国企业，承诺将于2022年实现企业运营碳中和，于2028年实现全球价值链碳中和。

在实现2022年运营达碳中和的目标上，远景充分利用自身能效提升、自建或投资绿色发电项目手段，并通过自研“方舟”碳管理和智慧能源管理系统，不断提升能源效率，增加绿电消费比例，高效、低成本地实现碳中和。对于供应链碳中和，远景借助其自身的新能源电力资源和零碳技术解决方案，帮助供应商不断降低其生产运营的碳排放，并最终实现2028年全价值链的碳中和。

王彬：在您看来，碳中和在哪个产业带来的机遇最大？

汪军：在未来，碳中和概念将会与各行各业碰撞出全新的商业机会，市场潜力最大的方向并不是我们讨论的常规的碳管理业务，而是碳中和与其他行业结合产生的新商业模式。比如工业节能、互联网、区块链等领域。

举例来说，“碳中和+工业节能”的商业模式，就是利用碳中和作为切入口，同时为企业提供碳中和软服务和节能减排工程的硬服务，通过软、硬结合的商业模式，将碳中和业务体量做大，甚至有可能出现上市公司。

再比如“碳中和+区块链”，区块链技术所具有的去中心化、不可篡改的特性，可以确保在自由开放的互联网络中，在不依赖第三方权威的情况下进行“可信”的信息与价值传递，可以解决目前碳市场存在的诸如一证多卖、开发周期过长、开发成本过高等问题。

王彬：碳中和跟现在的大热点元宇宙，您觉得有怎样的结合空间？

汪军：碳中和与元宇宙结合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方向。如果说将来我们很多的社会活动都到元宇宙世界里去，将会大大降低碳排放量。因为元宇宙是时空立体互联网，人们在其中可以足不出户就实现购物、看演唱会等消费娱乐活动。

另外，在元宇宙这样一个完全数字化的空间里，个人或是企业甚至产品，它的碳足迹、碳排放等这些数据，都被系统随时随地记录下来，也可随时随地查询。比如，当你在元宇宙里拿起一个产品，它可以在旁边即时显示出碳足迹信息，这就比现在扫二维码要方便很多，用户体验也更好。

王彬：书里提到了低碳消费的需求升级，例如在家用电器、购买新能源车、用电、改变饮食习惯等方面，那么给当代的新消费品牌又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商机呢，可否请您举几个例子？

汪军：首先我们要明确，低碳消费并不等同于低端消费，有些低碳消费无论从品牌还是性能上都胜过高碳消费，还有些低碳消费也代表了更加健康时尚的生活。在碳中和时代，低碳消费将带动全社会消费升级，这种升级就是以低排放、高质量、高社会认同的产品形态来代替传统的高碳产品形态。未来，比如在出行领域，新能源汽车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点，与之对应地，充电桩产业也会迎来爆发性发展。

王彬：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看碳中和对每一个个体的影响？

汪军：是这么来看，碳中和首先是对所有企业造成影响。在未来，企业可以分成高碳企业和低碳企业，那我们在为这些企业做服务的时候也会有所选择――服务高耗能行业的人，肯定在收入等各方面会受牵连，进而服务者背后的家庭以及家庭中的每个人也会受牵连。

而面向低耗能行业做服务的话，可能以后单子就越来越多，收入也随之提高，这样就通过影响个人进而影响到背后的家庭。

一般情况下，所有企业最多跳不过三级，就会跟高能耗行业挂钩，所以相关的影响慢慢就传导下来了。

王彬：您对碳中和时代的生活场景是怎样的畅想？比如您也有提到一个“能源互联网”的概念。

汪军：能源互联网，我觉得在未来跟互联网的架构可能会趋同。比如互联网有一个路由器连接各种终端节点，能源的话可能会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有家用储能装置的话，它就是一个路由器下面的节点。我们的汽车肯定也是一个路由和节点，车走到哪能源就到哪。在未来汽车接电一定是非常方便的，车一停它就接电，它就属于电网的一个小节点，可以调峰、调谷，作为周边用电设施的调度。

理想化的能源互联网，电力可以随时变化，而价格会根据电力曲线的变化而变化。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做实时的能源交易来赚钱。

王彬：您这些视角其实都是非常独特的，很多人平时其实想不到这一点。

汪军：我想事情很多时候都是站在未来看过去，就是先构想未来可能是怎样的，然后再看会慢慢怎么实现。

四、创作初心：做碳圈的布道者

王彬：您从2016年开始在公众号上写作，现在又推出了这本书，您写作的内容涉及到最多的问题是哪个方面？

汪军：我写作的内容涉及最多的还是整个碳圈的发展。希望借助文字的杠杆，推动碳行业往前走，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行业，加入这个行业，一起把这个行业做大。

王彬：您创作想要达到的最大目标是什么？

汪军：2009年从韩国回来的时候，发现国内碳圈很多人连碳管理是什么都不知道，只关心怎么通过CDM这个机制或者叫游戏规则赚钱，而不关心CDM机制背后的原因，以及企业碳排放怎么来的，如何去管理，如何去减排。感觉就完全变成了赚钱的游戏，这是本末倒置的。这也让我有了写作的动力，希望多普及一下碳管理相关的知识。

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以最低成本或者最有性价比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提升对碳行业的认知，提升碳知识水平，这是我的最大的愿景。简单来说，就是做一个碳圈的布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