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为：5年内把氢价降到1/3，中国氢能应保持在第一梯队

为了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发电和用电领域正步入一个技术线路“百花齐放”的时代。在政策支撑下，氢能正在走向属于自己的时代。目前，中国是最大的制氢国，去年产氢3342万吨，占到世界产量的一半。从应用来看，虽然在交通示范领域的热度更高，但中国氢气消费整体集中在化工及炼化行业。

长远来看，绿氢市场广阔。2030年，欧盟计划每年进口绿氢1000万，美国2050年每年需求5000万吨，韩国2050年进口氢完全替代进口原油。但中国氢能产业仍然处于发展初期，并且制氢端以灰氢为主，电解水制氢寥寥无几。相较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产业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装备水平不高、支撑产业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滞后等问题和挑战。

由于氢能成本大、投入高，以央国企为代表的企业优势明显。作为老牌的电力央企，中国能建建设了中国91%的火电、90%的核电和60%的水电，并且早在2011年就开始储备氢能技术。董事长宋海良曾表示，要把氢能和储能打造为支撑点。面的氢能全产业链发展的效率与成本问题，氢能技术和项目在海内外的发展现状如何，中国能建作为“排头兵”又有何目标？《华夏时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能建氢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能建氢”）副总经理刘大为。

《华夏时报》：央企对于新型电力系统转型的改造往往是责无旁贷的。目前来看，氢能是未来的能源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氢能发展，中能建氢的短期和长期目标分别是什么？

刘大为：短期目标是建立、健全和完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让产业链达到成熟和完善的水平。

氢能产业不仅在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一个很新的产业和领域。我们关注的不仅是技术链的创新，也包括产品从生产、运输到应用和销售的整个流程，以及相关的价格和盈利体系。目前，我们正在考虑盈利模式，也寄希望于欧盟的碳税基金等外部支持。我们认识到，应对全球变暖不仅是中国的责任，而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发达国家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应在减排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我们相信，通过与央企的合作，可以推动氢能产业的发展。例如，中石油和中石化等大型企业正在考虑建设输氢管道，这将有助于实现氢能的大规模应用。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综合考虑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确保项目的可持续性。

长期目标是降低氢能的成本，使其在能源市场中具有竞争力。

我们希望，中国做氢能的人能够将氢能的价格降到更低，通过市场机制而非仅仅依赖政府补贴，实现氢能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把氢应用到现实的生产生活中。就算不是与煤制氢相当的价格，也要像风电一样，和国外形成代差。我们期望在未来5到10年内，把氢能的价格从现在的20-30元，5-6元（煤制氢），打到8-10元或者更低，这也要看技术和产业链的整合最后能做到什么程度。

《华夏时报》：从制造、储存、运输、加注和应用全环节来看，如何支撑规模化的发展？

刘大为：不同于风电光伏的从零开始，其实氢能产业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产业链。氢气的制储运加用在中国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自抗战时期玉门油田产出第一桶油以来，氢制汽油和氢制柴油的生产就已经涉及到氢的应用。氢是化工工业不可或缺的元素，没有它，化工产品无法生产。目前，全球氢气产量约为6000万吨，其中中国占3440万吨。尽管技术上存在一定的差距，但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使用经验。

然而，从大规模的绿氢工业应用，比如绿氢化工、氢冶炼、建材水泥以及氢能小镇等应用来说，涉及到的产业链和技术链确实是比较新，需要时间来逐步成熟。氢能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参与，还需要科研机构的支持。中国能建要成立氢能研究院，也是为了整合科研机构的力量，通过整体的资源整合，促进氢能产业的发展。

《华夏时报》：从数据来看，国外的市场十分可观。从行业来看，国内外在市场需求上有何不同的侧重点？

刘大为：去年，中国能建在埃及投资了一个53亿美元的绿氢项目。目前也在进行进一步扩张。我们认识到，如果现在不积极参与，未来可能会错失机会。正如风电和光伏产业的发展，一旦市场成熟，中国的产品价格可能会更具竞争力，从而在全球市场中占据优势。

目前，尚无国家明确说明规划氢能的具体应用和发展规划。然而，中国的电网技术排在全世界第一，比如中国能建的超临界（一种燃煤发电技术）和特高压变频技术。而且，我们不仅能够生产绿电，还能将它从青海、西藏、西宁、甘肃和广州等地输送至上海。相比之下，欧洲国家由于技术和电力公司多为私营，规模较小，因此难以实现类似的电力输送。所以它更多的需求是将电力转化为氢储能的应用。

这一应用在我国同样重要。我们正在探索将氢能当作传统碳基能源的绿色替代品，替代天然气、煤炭等在钢铁、建材和水泥生产中使用的高污染能源。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能源保障将不再依赖于特定的海上航道，如马六甲海峡，而是依赖于本土的风光资源，这些资源是无穷无尽的，又不会受制于人。从这一轮的能源革命来讲，就要力争第一梯队的位置，不能在氢能的发展上落后几个身位。

《华夏时报》：目前，电解水制氢、太阳能分解水制氢、生物质制氢、核能制氢和海水制氢等绿色制氢方法多种多样。常用的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是目前最成熟的绿色制氢技术，其中的碱性电解水制氢是现在的主流技术吗，氢能技术发展情况如何？绿氢产量的提升有哪些难点，需要哪些契机？

刘大为：现在还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阶段，没有哪一种氢能技术发展到了稳定占领市场的程度。在这一阶段，很难去界定各种技术的优势和劣势。每家企业和每一位专家都倾向于推崇自己的技术。对于我们这样的应用客户，尤其是作为项目建设单位，我们认为实用性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在选择技术时，我们更注重其在项目中的实际表现，而非仅仅依赖广告宣传或技术参数。

比起技术的先进性，我们更重视实用性、稳定性、可靠性和经济性，先进性是研究院所的关注重点，科研工作自然需要追求先进的技术。然而，对于我们数几百亿元的投资项目而言，如何确保技术的耐用性、稳定性以及低成本高效运行是首先考虑的问题。

对于一些确实很有发展潜力的技术，我们可能只会进行小规模的试点和示范。目前，氢能技术正处于快速发展之中，但要确定哪种技术最为成熟和适用，还需要通过实际项目来验证。

氢能需要的可能是全产业链各环节竞争所产生的迭代效应和突破效应。像早期的风电光伏，如今产品技术越做越好，成本也在一直往下降。我们相信，通过氢能人的努力，氢能也一定能找到迭代的契机。

从这100多年来说，氢能是走得比较慢，但并不是说技术有多么大的难度和门槛，而是应用市场还没有打开。对于一个非常小众的市场来说，做出产品也没有用。比如说，原来电解槽一年就卖几台。如今在市场变大了之后，电解槽公司也变得更多了，可能从原来的几家变成了现在的200多家。

中国有十几亿人的大市场，可以说，这种突破和进步不一定发生在中国。但真正的产业化，即价格快速的优化肯定会发生在中国。从汽车、能源到新能源，都印证了这一点。

《华夏时报》：2022年，中国能建成立了氢能源公司，布局氢能全产业链。近年来，中能建氢加大了对氢能项目的投资，在项目建设中最重视哪些方面？

刘大为：全产业链的布局是一个挑战也是机遇，中国能建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20多个省级及以上区域的电力设计院，是很多氢液化、加氢站文件稿和设计稿的施工方，拥有较强的技术实力。

目前最重视的是从前期的风电光伏到后端应用，整个系统的耦合、拟合和配合。从前期看是绿电新能源，往后的电解水是复杂的物理化学反应，后端是制氨、制甲醇等化工反应。所以，重要的是如何完美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让各部分形成配合，抬高效率，而不是互相影响、降低效率。

《华夏时报》：现有的氢能项目现如何，逐渐建成后对于氢能行业和市场会有哪些影响？

刘大为：国内现在建成的氢能项目数量有限。中国能建正在抓紧推进氢能项目的建设。公司的一个项目已经实现了在偏远山区的发电，并且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氢能部分。

在国际范围内，氢能项目数量也相对有限，尚处于个位数的量级。对于中国能建而言，实验室中获取的数据和讨论成果与实际项目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只有在项目的实际建设、应用、运行和设计过程中，各种问题才会逐渐显现。

很多时候，问题的不存在并非因为它们真的不存在，而是因为项目尚未进展到足以暴露这些问题的阶段。

因此，可以认为项目的实际建设是发展过程中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尽管如此，项目的启动绝不能盲目，要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然而，无论前期准备工作做得多么充分，也无法与通过实际项目建设所获得的经验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