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场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背后的“多赢”

在今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中国作出超国际社会预期的承诺，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近半年过去，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个被称为“双碳”的目标正在掀起一轮重大变革，它将根本提升中国在国际产业链、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而每个人、每个系统、每个组织，都将在“碳中和”语境下找到全新的发展模式。

在“碳中和+”的改造浪潮中，数字化理所应当成为重中之重。

9月7日，首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在成都举行，以高规格将“数字碳中和”搬到台前――据主办方之一中华环保联合会副主席杜少中解释，数字化代指互联网领域，包括所有的数字技术、互联网、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碳中和就是低碳、绿色。5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把两个领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用数字化助力绿色化。

数字化与碳中和可谓“天作之合”。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给出的数字足够说明问题：信息技术能帮助减少全球碳排放的15%到40%；而麦肯锡报告显示，到2025年，全国工业物联网将节能10%到20%，提升劳动生产力的10%到25%，增加经济价值1.2到3.7万亿美元。

论坛的举行，还串联起了这场融合背后三个重要主体的“多赢”局面：这既是国家两大战略共同推进的顶层设计要求，也是产业寻找新一轮发展风口的现实之需，更是城市作为重要“舞台”，在新条件下重新定位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步。

国家战略的“化学反应”

数字化与碳中和融合，正迎来重要时机。

据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叶民介绍，去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相比2015年下降18.8%，超额完成“十三五”约束性目标；相比2005年下降48.4%，与此前向国际社会承诺的40%到45%目标，亦超额完成。总的来说，中国基本扭转了碳排放快速增长的局面。

“减碳”步入深水区，难度亦随之增加。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能效水平偏低、科技及基础能力偏弱。未来避免高位达峰、高碳锁定，实现碳中和，数字助力不可或缺。

从全球经验看，数字化已成为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通用解法。解振华举例说道，目前，从欧洲、美国到日本，均提出数字碳中和相关的目标和实现路径。

而中国的数字化技术和产业创新能力，恰是助力实现碳中和的重要基础――我国不仅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且5G商用迈出坚实步伐、大数据资源正在加快整合。

数字化和碳中和的契合点愈加明晰，一种观点也渐成共识：加快推进以信息网络、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既是抢占发展先机的重要机遇，也是推动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

在会议现场，多位专家提及顶层设计的重新建构。如解振华所说，在实施数字化低碳发展战略、推动能源、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向数字化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实现“双碳”目标角度全面评估，系统谋划推动构建智慧能源体系与智能化绿色化产业转型升级深度融合。比如，继续推动数字化低碳试点，争取成熟一批推广一批，逐步向全国拓展。

融合发展的好处显而易见。从政策导向来看，统一的布局和规划，不仅能避免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并且在二者“强强联合”下，还能发挥利好政策的叠加效应，使数字化和碳中和形成巨大的资源池，为其他领域在“双碳”目标下的发展提供范本。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多方参与、多领域共建的“自下而上”数字化低碳发展体系，已先一步展开探索。

在论坛现场形成的3大成果中，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数字碳中和专项基金正式启动筹备，为资助数字碳中和领域项目等募集社会资金；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分别与中华环保联合会、伏羲智库、腾讯集团、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数字碳中和战略合作备忘录，发挥互联网行业和社会组织作用；百家机构、企业、媒体更是共同发布《数字空间绿色低碳行动倡议书》，为数字化低碳发展广泛集纳力量。

“交叉领域”登上产业风口

一种新的认知是，如今正处于一个融合的时代，边界的流动性愈加增强，而在打破与重构当中，一系列新的产业和经济发展模式层出不穷。在此情形下，数字化和碳中和的有机融合，还将激发出更多经济发展新场景和细分行业隐形冠军。

今年，互联网公司纷纷布局智能汽车，推动数字碳中和在汽车领域掀起新的风口。会上，作为汽车互联网企业，易车集团党委书记刘文华亦提及这一趋势――数字技术使汽车、出行、交通行业深度融合，形成以新能源、数字网联、车路协同等数字化技术为载体的大众化出行形态。这种新的出行形态不只是技术模式上的，更是思维模式上的更迭。

“在未来交通出行体系中，汽车本身只是体系的组成部分，不再是出行的主角。未来出行体系将涵盖汽车、交通、能源、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领域。”刘文华认为，“汽车产业必须尽快打破产业边界，加强与其他产业的协同，通过车辆智能化、道路智能化和AI云平台的建设，构建车路云一体的智慧交通体系。”

而包括移动通信、保险、新能源、智能交通、工业制造等领域，也纷纷在数字碳中和的推动下出现新的“交叉领域”。

贝壳找房高级副总裁林涛介绍了一个较为特别的行业――VR看房。“我们通过提供VR看房，在这个过程中，经过测算，一次VR看房可以减少140g碳排放。2020年全国实现VR看房12.9亿次，大概节省了350万吨碳排放。”他指出。

这种影响同样也能延伸到碳中和、数字化两个产业本身。

一方面，加速迭代的数字化技术赋能下，碳中和产业也实现不断创新。如蚂蚁集团社会公益及绿色发展事业群总裁彭翼捷指出，其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碳中和行动中，推出蚂蚁链企业碳中和管理SaaS平台，并将逐步开放给行业或企业。

另一方面，碳中和的高目标也在倒逼数字化行业的进一步升级。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宋征表示，对于碳排放总量过大的问题，其打造的收集、整理、开放数据要素、发展区域数字经济“数据湖”，成为新一代绿色低碳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升级亦体现在对数字化产业本身能耗问题的优化上。

原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周宏仁特别提道，“信息化”已成为耗能大户，2018年，计算机、数据中心和网络大约消耗全球电力的10%。而随着我国数据中心的加快建设，还可能造成更大程度的耗能。因此，“未来要加强网络和信息技术的能耗管理，推动‘绿色信息化’”。

城市新角色：综合问题处理器

融合还在继续。从数字化与碳中和两者的“碰撞”，到数字碳中和对各行各业赋能，一幅融合发展的图景正在徐徐铺开。一个问题是，谁来充当融合的粘合剂和协调者？城市的作用开始凸显。

在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云计算技术专家王坚抛出一个问题：一边是碳中和的迫切需求，一边是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如何更合理地安排减碳进程，最大限度寻找二者的平衡点？

以占全国碳排放40%的电力系统为例来看，碳排放问题一直是一种结构性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中国工业和商业用电量普遍高出不少，而生活用电量却还差了一截。

据此，王坚指出，在与现在相同的能耗下，可以实现更好的生活品质。而要解决结构性问题，需要一种更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来实现能耗的精准分配。

多位专家均提到智慧城市的建设。

在浙江浙大中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杨永耀看来，城市数字化后，治理成本一定会下降，包括人力资源消费的成本和城市治理中所有支持设施的成本。而这需要从宏观上和模式上进行改变，把传统的、不合理的、落后的部分通过改革实现取缔。

多年从事城市大脑相关工作的王坚发现，通过城市大脑的建设，可以用10%的资源支撑现在城市的运行。一个原因是，通过建立地方碳排放总量管理方案，并对不同行业的能耗进行更合理的匹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据他预测，这可能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在电气化时代大幅上升的碳排放量，有望在数字化时代发生逆转，并实现快速下降。

而在城市有效治理下，还能通过引导低碳生活方式，从源头降低生活碳排放。

解振华指出，我国建筑部门占终端碳排放20%，交通约占10%，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一段时期内占比还将继续提升。而国际能源署报告显示，智能照明、智慧建筑可以实现能耗降低10%。因此，“建议大力推动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建筑建设，做好公益活动宣传推广，引导公众落实绿色低碳生活理念”。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提到了一种具体的解决方案：可建立资源性个人碳收支信用体系，增强公众对“碳中和”的参与度。

他解释道，从一个人出生开始就可以建立一个账户，通过一个简单的APP，把出行、用电、用气等生活碳足迹、碳排放计算出来，然后规定一个人的平均碳预算、配额，再将排放量与配额一减，即可看到每个人的信用。而当信用出现“正”“负”，意味着可以进行交易，甚至可以开展一些碳慈善事业。

总的来说，在数字碳中和发展下，城市需要进一步推动生产生活生态统筹布局。在此领域，峰会主办地成都正加速探索，推动生产场景绿色低碳、生活场景绿色简约、生态场景和谐共生。一个例子是，成都实施零碳场景试点，探索建设零碳园区、零碳工厂、零碳楼宇，加速绿色生产方式示范应用、技术验证和孵化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协调机制不仅存在于一座城市的不同行业内，还能根据不同城市间资源禀赋差异进行跨区域安排，建立起地区间合作机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邬贺铨分析指出，我国没有简单地把“双碳”目标按某种比例分配到各个省份，这是希望各个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实现路径。

具体而言，东部地区主要是能源使用方，实现“双碳”目标，重点是提升能源使用的效率，降低单位GDP的能耗；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则是如何增加非化石能源的稳定供应，提升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一个耗能，一个供能，还进一步催生合作的诸多可能。“这就是一种区域合作，可以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