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教授蓝虹

在“双碳”目标指引下，2021年，我国绿色金融迎来快速发展。绿色产品投资、责任投资、ESG（即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投资风向正加快形成。

　　ESG投资的意义和作用有哪些？在生态保护补偿方面，绿色金融能做的有哪些？我国碳市场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围绕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在“2021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年会”上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蓝虹。

《金融时报》记者：ESG投资概念日渐火热，目前国内发展情况如何？存在哪些问题？

　　蓝虹：相较几年前而言，近一年多时间以来，ESG在国内发展较为迅猛。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对人们想法也产生一定影响，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化解生态环境的危机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绿色投资需求不断扩展，一方面，企业、金融机构绿色理念在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市场中支持绿色产品和绿色投资的人群范围也在扩大。不管是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层面，还是企业、机构甚至个人层面，ESG投资已经成为共识。

　　ESG是一个长期行为，目前国际上在ESG长期性规划方面比较成熟，但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在进行ESG管理时往往忽略了整体发展战略，只是简单按照指标体系去布局，中长期规划思路并不清晰。ESG不仅是一个标准，不同企业在ESG规范下应具有不同特色和路线。同时，在进行ESG投资时，对企业而言，如何实现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至关重要。

《金融时报》记者：ESG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而言有什么意义？

　　蓝虹：对上市公司而言，ESG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需要采取实际行动，信息披露就是可以使其落地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中国证监会还未对除特定行业及板块以外的上市企业ESG信息披露提出强制要求，但长远来看，ESG信息披露强制化是必然结果。通过ESG信息披露，企业可以证明自身为绿色投资所做的工作，ESG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已逐渐成为投资者长期价值投资决策时重要参考依据之一。A股上市公司有必要为ESG信息披露做充足准备。

　　ESG理念也不单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从企业自身业务发展出发，ESG对企业的实际好处包括获得收益和规避风险。一方面，A股上市公司往往都已具备一定规模，对于这类企业而言，国际化是其发展规划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要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同，就意味着需要同国际企业拥有共同的理念，ESG就是这样一块“敲门砖”。从短期来看，ESG会给企业增加一定成本，但就长远发展而言，ESG一定是收益大于成本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ESG的执行可以帮助企业规避环境和社会风险。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以及气候风险，都会对上市企业造成影响。ESG可以让企业有意识地建立一个环境风险管理系统，时刻搜寻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并为企业制定应对方案以减少损失。

《金融时报》记者：中办、国办近日印发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扩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试点范围，把生态保护补偿融资机制与模式创新作为重要试点内容。对此，您如何看待？

　　蓝虹：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是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石。目前，绿色金融中有75%以上的资金都投向绿色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这就意味着在林业碳汇、湿地生态修复、流域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

　　生态环境补偿意味着会有一定的外部性，不像绿色基础设施和可再生能源的收益内在化。在绿色项目清单选择上，收益较高的绿色项目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青睐，从而导致资金都聚集到一个方向，国家实现绿色转型所需要的工业治理、绿色农业等领域资金则严重不足。

　　对于已经处于成熟期的绿色项目，传统金融也会提供支持，因此绿色金融不应只是投资于绿色项目，更重要的是要覆盖到传统金融覆盖不到的初生期项目上，为还处在婴幼儿期的绿色技术或项目提供支持。从狭义上来讲，绿色金融其实就是一个生态补偿市场化的概念，通过对一些具有外部性的绿色技术进行扶持，绿色金融可以随着市场扩建，逐步使其外部性转向内部化。

　　而绿色债券、碳期货等市场化、多样化的绿色金融工具在生态保护项目中的应用，可以进一步拓宽生态补偿资金来源。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我国碳市场未来的发展，您有怎样的展望或预期？

　　蓝虹：欧盟碳市场是目前全球最成熟的碳市场之一，但今年我国刚启动的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覆盖的碳排放量已是全球最大，远远大于2021年欧盟碳排放交易的碳配额总量，而且这只是煤电一个行业。随着后续钢铁、化工等行业继续纳入，中国碳市场对全球减排的影响也必将更大。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目前采用的是配额机制、总量控制的模式，这也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需手段。当前，许多人对碳达峰概念有错误认知，认为在2030年之前可以加大力度排碳，等排到峰值再降。但事实上，碳达峰的峰值并非一个已经固定好的“升”的概念，而是在经历峰值数年后才能回头确认是否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的下降通道。

　　更清晰的理解就是，我国GDP总量是持续上行的。碳减排的意义就是在GDP不断增加的条件下，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不断减少，总排放量虽然还在增加，但边际排放量是递减的。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减排技术的成熟，减排力度不断加深，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速度会越来越快，直到一个临界值出现，此后即便GDP上升，总排放量也会呈现下降趋势。

　　目前距离2030年实现碳达峰还有9年多时间，时间紧、任务重，这对金融机构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碳市场未来将会是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金融将会对中国金融系统变革产生深刻影响。

《金融时报》记者：在您看来，发展碳排放权期货交易具有哪些意义？

　　蓝虹：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偏科”严重，资金结构失衡，来自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资金占比超过95%，绿色股票、绿色基金等发展缓慢。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大量的绿色低碳投融资，因此发展绿色直接融资，推出绿色股票指数和碳期货交易等绿色金融业务的创新至关重要。

　　同时，债权市场与股权市场的不匹配也不利于进一步扩大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发展，因为企业贷款往往需要自有资金撬动。建立绿色股票指数，可以帮助绿色企业在证券市场获得更优惠便利的融资。证券市场可以通过绿色股票指数对绿色企业进行识别，运用政策引导具有绿色偏好的投资者投资绿色企业，从而使绿色企业获得更优惠的融资，这也是政策引导市场进行生态补偿的一种方式。

　　同理，发展碳排放权期货交易，通过对碳排放权定价，对减排企业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补偿，还可以增加目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活跃度。一是可以解决企业供给与需求的时间错位问题，二是可以增加延期交割，将碳排放权未来的需求和供给，在现在的市场中以具体的价格和交易体现出来。

　　例如，一个减排企业需要购买大型减排设备，但缺乏资金，碳现货交易并不能帮其解决融资困境。因为只有设备购买生产后，碳排放权减少量产生，才能在碳交易现货市场获得补偿。碳期货交易则可以将这台设备未来产生的减排量，以期货交易的方式进行价值变现，减排企业可以利用这些资金购买减排设备，在减排设备启动运行后，再按期交割交付之前承诺的碳排放权减排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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