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张玉卓：在煤炭清洁利用领域 神华要引领全世界的发展方向

中企碳中和服务网讯：

2017年2月23日，首届“中国企业改革发展论坛”在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改革新动能•优化供给侧。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认识、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经济工作的大逻辑，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

围绕这一主题，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发表主旨演讲。他在讲话中提到，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牵动着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过去一段时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推进，顶层设计基本完成，重大举措陆续实施，发展成效不断显现，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国机集团董事长任洪斌等央企负责人结合企业实践，阐述了各自的企业在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发挥的具体作用。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也针对国企如何优化供给侧改革这一话题，献言献策。

国企领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也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肩负重任。对此，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论坛上表示，“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骨干和中坚力量，必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积极发挥引领作用”。

肖亚庆介绍说，过去几年，国务院国资委带领中央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三管齐下”，即做好增量、盘活存量、主动减量，做出了突出成绩。

增量方面，组建了中国航发、铁塔公司，设立了多支基金。中央企业搭建各类"双创"平台409个，搭建"双创"孵化器和产业园区201个，发起和参与创新基金200多支，总规模超过6000亿元。

存量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国资委在过去3年完成了12对22家央企的重组。航天航空、高速铁路、移动通信、飞机制造、核电等领域涌现了一大批创新成果。

减量方面，2016年央企压缩法人单位2730户，减亏43.9亿元，减少管理费用49.1亿元;化解钢铁、煤炭过剩产能1019万吨和3497万吨;专项处置、治理“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398户。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会生介绍了国投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具体做法。

王会生说，国投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发挥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一是投资导向作用，引导社会各类资本投资在经济和区域发展中起重大支撑作用的大项目。二是在养老、扶贫等国民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等方面加大投入，加大国有资本的引导。三是将投资基金作为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的有效途径。目前国投管理的各类基金已经接近1500亿元，在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当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与此同时，国投主动融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自身作为改革的对象。

过去的14年，国投通过市场化的机制退出了1800多个项目，回收了260多亿元重点保证国家新兴产业的投入。先后整合了五家中央企业，在布局结构调整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14年国投把航运板块全部划转中海中远集团，2016年主动将500多亿元煤炭资产全部整体移交给中煤公司。

得益于这种持续不断的自我调整，国投多年来发展迅猛，连续12年获得国资委A级央企称号。当然，尝到供给侧改革甜头的国企不止国投一家。

中国二重是一家老牌国企，2011年出现严重亏损。2013年，其被划入国机集团。国机集团随即打响了一场供给侧改革带动二重扭亏的硬仗。

2016年中国二重实现营业收入78亿元，利润总额5.25亿元，新增订货86亿元，现金流由负转正，成为国机集团的利润贡献者。

国机集团董事长任洪斌介绍说，中国二重改革脱困的核心是围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做文章。“以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为中心，通过供给侧减法、加法措施的有机结合，既使企业摆脱历史包袱生存下去，也让企业获得新的动能发展下去，真正落实三去一降一补，最终取得企业扭亏脱困阶段性成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各有侧重

尽管都面临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任，但行业不同，企业选择的切入点和努力方向各有不同。

在宝武钢铁集团董事长马国强看来，联合重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去产能的必由之路。他分析说，钢铁行业之所以遇到今天的困难，就是因为过于分散，规模以上钢企就有1500多家，彼此间竞争无序。当然宝钢和武钢也难以置身事外。

马国强说，重组后，宝武钢铁削减产能997万吨，2017年还计划削减550万吨。“在重组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与此同时，两家企业把研发、销售力量整合后，企业竞争力明显提升。2016年，宝武钢铁的钢铁主业实现利润115亿，位居全球第一。

同样是钢铁企业，河钢集团董事长于勇最关注的，则是客户结构改善。

于勇认为，河钢拥有世界最先进的装备、工艺和设备，但之前不关注客户需求什么。“河钢不是不能提供较好的钢材，只是被现有客户屏蔽了能力。”

所以，于勇希望通过客户结构的优化，倒逼企业生产水平的提升。“未来我们的客户结构有多高端，河钢的产品就可以走多远。”

神华集团董事长张玉卓则认为，供给侧改革的关键，是提高产品的品质和生产效率。

张玉卓说，煤炭行业最近面临的压力很大，提高煤炭清洁化利用水平，是当务之急。他举例说，神华集团的煤炭硫分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3，“这就减少了2/3二氧化硫的排放。”再比如，神华超低排放的燃煤电站，排放水平相当于天然气，相当于原来老标准的1/10。

张玉卓说，在煤炭清洁利用这个领域，神华要引领全世界的发展方向。

诚通集团董事长马正武认为，目前央企的资本流动性偏弱，如何让国有资产转化为国有资本并流动起来，是供给侧改革的一大课题。

在此背景下，国资委选择了诚通集团和国新公司作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承担着这方面的探索任务。

2016年，诚通集团联合神华、中煤、国新发起成立了煤炭资产管理平台公司，旨在解决分散在22家央企里近7000万吨煤炭产能的问题。同时，诚通还发起了总额为3500亿元的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支持央企的结构性调整。

对此，肖亚庆要求，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作用，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

在供给侧改革方面，不仅国企踌躇满志，民企也有不少好的想法。

三一重工总裁唐修国表示，在信息化时代，希望把大数据与装备制造结合起来，把三一重工打造成为更能满足客户新需求的工业家。

与此相类，新希望集团也在进行一场互联网化变革。新希望董事长刘永好介绍说，新希望正在借助互联网的力量，由传统的饲料供应转向第一产业综合服务供应商，提供包括技术、资金等综合支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等于抛弃传统行业

尽管央企的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肖亚庆提醒说，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仍然存在许多矛盾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不合理现象仍然突出，不少企业特别重化工行业的国有企业，包袱还比较沉重。

对此，他要求，2017年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央企要围绕服务国家战略，不断优化重点投资方向，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央企要抛弃现有产业。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认为，供给侧改革也好，创新也好，要重视对现有产品及其生产技术的改进和革新。“我们把现有的产品、生产线，企业资源利用的方式等等稍做调整，按照提高效率的方式调整，就能够焕发出无穷的效率的潜力。”

李扬说，有些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花了很多钱，十有八九要打水漂。“我们只有扎扎实实地提高效率，中国才能从一个大国变成一个强国”。

混改是国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契机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肖亚庆表示，过去几年，央企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全面提速，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开展。

数据显示，目前中央企业各级子企业公司制改制面超过92%，省级国资委监管企业的改制面超过90%，全国国资监管系统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达到1082家。“企业形态的转变，有力促进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和资本运营效率的提升”。肖亚庆说。

面向未来，肖亚庆要求，要按照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的要求，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军工等领域的混改取得实质性突破。

著名经济学家陈清泰则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认为，现代企业制度是改革的方向，传统国有企业应逐渐向公司制度转型，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要加速转型，“因为与管资本对接的不是传统国有企业，而是混合所有制公司”。

对此，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范恒山建议，国企应该把混改与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使得二者相互促进。

范恒山说，通过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企业治理、强化内部激励、突出经营主业，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发展活力，促进国有企业更加灵敏地把握市场需求、发现市场机会，更加高效灵活组织配置要素资源，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提供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从而从整体上促进国家供给结构向中高端水平跃升。

同时，混改也为国企自身的供给侧改革提供了重要帮助。范恒山表示，国有企业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主业，必须做好“三个加快剥离”。一是加快剥离辅业。将企业的资源向优势主业集中。二是要加快剥离“亏损”，清理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亏损资产，减少企业亏损点，根治企业出血源。三是加快剥离包袱。把不符合企业核心主业、企业职能的包袱和困难尽快卸下来，加快剥离企业办社会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减少企业的负担。

制度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

供给侧改革包括“三去”、“一降”、“一补”等内容，其中“降”就是降成本。影响企业成本的要素中，制度性成本占比很高。

肖亚庆说，为了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在过去的几年，国务院国资委按照“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的要求，不断探索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活力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但是，由于国企改革牵涉到方方面面，还有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举例说，“比如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那就涉及到金融体制的改革;比如说财税的问题，涉及到财税体制的改革;比如说养老的问题，涉及到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比如电力体制改革的问题等等。”刘尚希表示，这些实际上都需要通过改革才能解决。

陈清泰认为，国资国企的改革同样呼唤管理体制的供给侧改革。

陈清泰说，实践证明，“国企深层次体制问题最终要靠制度来解决”。政策性调整不能替代体制性改革。要落实管资本为主。“我想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理论的重大突破，是当前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对此，肖亚庆态度鲜明。他说，推进国资监管机构职能转变，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重要举措。要加快实现从以管企业为主，向以管资本为主的转变。

肖亚庆说，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已进入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加快释放改革红利，特别是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尽快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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