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磊“出山”：我为什么要创立华人运通

　　沉寂一年多之后，曾经的“风云人物”丁磊，终于“出山”。这一次，这位汽车老将的新身份是：华人运通技术公司董事长。

　　不过，丁磊似乎变了，变的不止是身份。面对《中国汽车报》记者的提问，他却更愿意先谈“自己”，而再言其他。

　　“过去几十年，每当面对媒体时，我都是谈行业、谈企业、谈产品，到了今天，我想谈谈自己，也许这会帮助大家了解我的真实想法。”他说。

　　于是，近2个小时的交流时间里，丁磊从少年时代与周总理的一次面缘说起，谈到复旦求学时期的一次难忘经历，而后追忆20余年的汽车职业生涯和辉煌履历，再至短暂的从政经历以及回归创业……他将这30年的心路历程一股脑儿地告诉了记者，语速虽缓，但却流露出渴望得到理解与共鸣的真切。

　　60年代生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经历了动乱时期，接受了高等教育；体验过动乱贫穷，沐浴过改革春风。

　　如丁磊所说：“我的人生成长历程就是得益于时代发展，我也是中国现代汽车工业的见证者、亲历者。”

　　在我们的交流中，丁磊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产业人”。虽然在外界眼里，华人运通正是所谓“造车新势力”，但他却不愿与其他同行相比较。

　　“请不要着急问我华人运通产品的目标人群、生产和销量计划。我们的出发点是，不想被拉回到今天去做比较，而是要面向未来。”他不止一次强调。

　　于是，当听到了他的一些故事，听到他说“要为中华汽车产业之崛起而做些什么”的时候，一个怀旧的丁磊、一个自信的丁磊、一个踌躇满志的丁磊，叠加成一个“理想主义”丁磊，立体呈现在记者面前。

　　丁磊告诉记者：“我是一个要把本职工作找出意义的人。”言下之意，往昔30年岁月，角色换过多次，但初心不曾更改。

　　以下口述文字，根据《中国汽车报》记者对丁磊的访谈而整理：

　　♦“这样一个触动，让我下定决心留在国内从事实业。”

　　昨天（5月27日）我刚从天津过来（北京），是去参加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活动。这个活动是在中央正式纪念活动之外的一个活动，规格较高，是上海时代文化发展协会和华人运通作为主要协办方来组织的。我是上海时代文化发展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和华人运通董事长。

　　为什么参加周恩来纪念活动，是因为从少年时代起，我就被周总理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所打动。这句话在我人生中的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理解和感悟。现在我思考更多的是如何抓住时代机遇，“为中华汽车产业之崛起”做些什么。

　　1972年周总理陪同尼克松总统来上海时我是一名少先队员，在虹桥机场参加迎接活动，远远目视一位日渐变老但身姿依然挺拔的领导人走过来的时候，激动之余，“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句话就在我脑海浮现并埋下深深烙印。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认识到，周总理不但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更是我们中华儿女的骄傲，是中国人非常重要的精神财富，时刻激励着我们振兴中华的使命感。

　　我1981年进入复旦大学，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邓小平同志明确表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号召广大青少年向科技进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及出于对爱因斯坦的崇拜，我选择了复旦核物理专业，师从杨福家教授。他是中国杰出的物理学家和原子核专家，当过复旦校长，也是现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的学生。我读完四年大学又师从谢希德教授，她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里根总统对她非常尊敬，也曾经是复旦校长。当时我成为固体物理学中的半导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

　　1988年我从复旦大学物理系硕士毕业时，正值改革开放10周年，中国发生很大变化，对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充满了无限吸引力。

　　作为优秀毕业生的我也曾经准备出国，因为那时中国科研水平还比较落后，要进一步做基础研究就要到美国去。谢希德校长帮忙推荐了美国几个学校。同时，那时国内改革开放的环境已经形成了，摆在我面前的抉择是，留学还是投身到改革开放轰轰烈烈的大潮中。

　　毕业前的一件事，虽说不是完全影响我做出最后的决定，但也就是这样一个触动，让我下定决心留在国内从事实业。我是半导体物理专业的研究生，要接触大量实验设备。其中有一台红宝石激光发生器是从国外进口的，需由该国工程师来现场安装。我当时联系复旦校办安排了一部上海牌轿车和司机专门接送他们。外国工程师安装调试实验设备完毕后，我送他们去虹桥机场回国。结果车在半路熄火了，司机很着急，怎么都发动不起来，需要人力推。我们下车叫了几位小学生帮忙一起推，才发动起来。其实那时这种情况很多，不仅是上海牌，其他国产牌子的汽车也这样。我还记得，因为当时乘坐小轿车算是一件稀罕事，推完就让小学生们上车兜了一圈作为感谢，我们再往机场赶。在机场办理手续的时候，这两个外国工程师聊天，一个说：“那车就是个joke（笑话）。”另外一个说：“我倒更想说就是shit（狗屎），因为中国没有工程师。”我正好走过来听到，觉得很受刺激。那两个外国工程师立马改口安慰我说：“你还可以的，你将来会成为教授。”

　　♦“在上汽的20多年，不管是做合资还是自主，我都是幸运的。”

　　1988年研究生毕业时，我决定放弃赴美留学读博的机会，进入上海大众，开始了我的汽车职业生涯，也自此亲历了桑塔纳的国产化进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汽车工业还处于非常落后的时期，上海大众算是当时最先进的汽车合资企业。当时江总书记在上海当书记，把桑塔纳作为一号工程。时任市长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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